编者按

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生物材料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关键赛道，正从基础研究加速走向临床。

恰逢中欧生物材料大会创办20周年，第九届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协之声专访赵宇亮院士，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理事长，同时也是此次大会中方主席之一，通过他的讲述，梳理一个年轻学会如何快速成长、一个交叉学科如何对接国家需求、一场持续二十年的国际会议如何见证中国生物材料从“走出去”到“请进来”的变迁。

人物简介

赵宇亮，中国生物材料学会会士、前任理事长，暨南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率先提出纳米生物安全性问题并创建第一个实验室，是纳米毒理学和纳米安全领域的开创者。率先揭示无机和碳纳米材料的体内生物安全性规律、毒理学机制与肿瘤纳米药物的化学生物学机制；开启纳米机器人体内药物递送的研究。

“回家需要理由吗？”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的采访间里，赵宇亮院士接受中国科协之声访谈时，走廊那头，第九届中欧生物材料大会正在进行。外国科学家用英语作报告的声音隐约传来。赵宇亮是大会的中方主席，四百多位学者从二十多个国家及地区来到北京，齐聚一堂。

“今年是第九届，恰恰二十年。”他说。2006年，张兴栋院士和欧洲生物材料学会时任主席Luigi Ambrosio在苏州创办了这个大会。那时候中国生物材料学会还弱小，产业刚起步，每两年一次，举办地一次在中国，一次在欧洲，一直延续下来。2021年因为疫情停了一届，所以今年是第九届，但算年头正好二十年。“二十年前我们是在‘走出去’，现在是在‘迎进来’。”

在自己家“迎客”，底气不一样。这次大会收到了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50多篇论文摘要投稿，口头报告录用了220余篇，在控制了会议规模的前提下，把更多机会留给了刚参加工作的年轻科学家和研究生。

赵宇亮如今研究的领域叫纳米毒理学，就是纳米材料进到人体里安不安全、有没有效。这是生物材料医学应用的第一道关。

但多年前，他跟这个领域并无关系。那时候他在国外理化学研究所做核物理研究。1998年他加入了后来发现113号元素的研究团队，113号新元素成为元素周期表中亚洲国家发现的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的一个元素。新元素的发现已经到达了这个研究领域的天花板。

赵宇亮并不想就此“躺平”在舒适区，他说：“你三十多岁，就知道可以舒舒服服做到退休。那还有什么意思？”

他在国外的工作条件很好，生活安稳。换一条路，意味着放弃积累，从头开始。

这时候，机缘巧合之下，他得知国内启动了“百人计划”，他发现国内的科研水平跟日本还有差距，但正在往上走，需要各类人才，推动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腾起：“回到中国去。”

“回国就是回家嘛。你回家需要理由吗？”面对中国科协之声的提问，他笑着回忆当时的决定。

2001年，他回到北京。没有仪式，没有豪言。

回国伊始，他广泛了解科研动态，感受到当时国内纳米科技领域的研究，非常热门，也符合国家的战略需要，他有个朴素的念头：“祖国需要的，就是我要去探索的。”但他深入其中很快也意识到，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不走别人走过的路。“内卷是因为那条道上人太多了。如果走一条没人走的路，谁来卷你？”

可是那条路在哪里？

2001年，在国外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茶歇时间。他和一位德国科学家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着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的小西红柿和糕点。两人不知怎么就聊到了转基因食品。德国科学家说，在欧洲，政府不反对也不支持，把选择权交给老百姓，因为“不知道它安不安全”。

赵宇亮脑子里突然闪了一下：纳米技术发展这么快，纳米材料进到人体里，安不安全？

会议结束，他回去查文献——没有人做过。

他马上给中科院打报告，申请成立实验室，研究纳米材料的安全性和毒性。中科院很快批了。高能物理研究所建起了可能是全球第一个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实验室。那一年，中国与美、德成为最早开展该领域研究的三个国家。

跨行没那么容易。他以前跟加速器打交道，现在要做动物实验，连给小鼠打针都不会。

“小鼠的尾静脉多细啊！护士给人打针都有扎不进去的时候，小鼠尾巴那么小，那个静脉血管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他一遍一遍练。扎不进去，就扎到自己手上。“把我手拇指扎得全是孔。”

赵宇亮院士与科研团队合影

但他不觉得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一个受过正规训练的博士，六年下来，学会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发了多少文章，而是掌握了一套方法——拿到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知道怎么一步一步把它做完，遇到问题怎么查资料、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找人讨论。”

“科学研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玄。你学会了这套东西，其实可以做任何领域的研究。”赵宇亮笑着说。

原来的积累也没浪费。研究纳米材料毒性时，最大的难题之一是检测方法——纳米材料到了动物体内，怎么测？他想到用同位素标记，把核物理领域的方法搬过来，实现了体内实时、动态、定量检测。这个方法后来被全世界广泛使用。

“这就是学科交叉。”他说。

一个年轻学会的底气

“交叉”一词，也是赵宇亮所在的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的特质之一。

2026年5月11日上午的开幕式上，赵宇亮转达了张兴栋院士的问候。二十年前，正是张兴栋和Luigi Ambrosio一起，为中欧生物材料交流搭起了第一座桥。

赵宇亮院士在第九届中欧生物材料大会上致辞

如今，这座桥已经变成了一张网。中欧、中美、中韩、中日——中国生物材料学会与主要科技国家以及地区建立了双边交流机制。这在中国的全国学会里并不多见。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2012年才正式成立，在科协系统里算很年轻的。但赵宇亮觉得，年轻有年轻的好处。“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一个高位点去发展。”

学会做了几件事，做得扎实。

第一件是办会。每两年一次的中国生物材料大会，已是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行业盛会。2025年在绍兴的大会，来了三千多名代表，十多位院士，同步举办了中美、中日、中韩三场国际论坛。

第二件是办刊。2014年创办国内首本生物材料领域英文期刊《Regenerative Biomaterials》，被SCI收录，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连续三年获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第三件是参与国际规则制定。2018年，学会在成都主办国际生物材料定义共识会，来自17个国家的53位顶尖专家齐聚一堂，将中国科学家提出的“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概念正式写入国际定义。这是自1986年以来，国际生物材料定义首次系统修订。相关成果以中英文专著形式全球发行。

赵宇亮院士与外国科研同行深入交流

第四件是服务产业。截至2025年底，学会制定了64项团体标准，受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委托，承接了1052项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申请项目审查。在“科创中国”部署下，组建专家服务团，深入地方企业，帮助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有企业负责人说：“各位专家的建议和点评，为企业研发提供了新思路，避免走弯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研发成本。”

“学会的功能就是三件事——党建、学术、科普。完成这三件事的抓手是三个——会员、会议、会刊。”赵宇亮掰着手指说，语气像在数家底。

别人往后退，我们往前走

赵宇亮对当前的国际学术交流形势看得很清楚。

“从80年代到2020年这40年，是全球学术交流最好的时候。大家无拘无束，没有保留地交换研究进展，推动了科技的快速发展。”

但新冠疫情之后，情况变了。地缘政治的影响渗透进学术圈，国际交流远不如以前活跃。中美、中日的一些双边交流，“组织起来就相对困难一些”。

别人往后退，中国怎么办？

“我们往前。”他说，“这恰恰是留给我们的空间。中国学术界应该去占据世界学术舞台，形成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科技发展趋势和平台。”

他的理由很朴素：生物材料是造福全人类的事业。老龄化社会正在到来，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很快会突破3亿，甚至3.5亿。骨骼修复、关节置换、药物递送——这些问题的解决，靠一个国家远远不够。

“人类的健康，靠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人去做，显然不可能。一定是大家一起合作，共同面对挑战。”

他说，学术交流的本质是建立信任。“不在一起面对面交流，几乎不可能建立信任。”所以，即使大环境在变，中欧生物材料大会依然坚持办了下来。

他讲了一个细节：今年报名人数远超预期，但会议有意控制了规模。“我们比较倾向于为年轻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比如刚要参加工作的年轻科学家，还有研究生。”从450多篇投稿里选了200多个口头报告。

这不是客套。赵宇亮自己就是从年轻学者走过来的。他知道，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一次不用跟“大牛”抢座位的报告机会，对一个刚起步的研究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赵宇亮院士跟科研团队部分工作人员在实验室

1985年，他从四川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区核动力研究院，晚上一个人住在实验室旁的小屋里，远处有狼叫，他就自学英语。1988年考了第一名，被公派出国留学。

留学期间，他问导师：达到什么条件能毕业？导师说：“你如果能做一件别人没做过的事，就可以毕业了。”

他记了一辈子。

后来他做了很多“别人没做过的事”——发现113号元素，又放弃那条平坦的路，回国开辟纳米毒理学的“无人区”。

赵宇亮走过的路，给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参照：在所有人都往热门方向涌的时候，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国家的需要是什么？有没有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采访手记

采访赵宇亮院士，有一个感触很深。

他的科研路，转型路，说起来轻描淡写。其实不好走。开头那几年，最难。

方向被人质疑。平台不完善。方法只能自己摸索。

但他扛过来了。把中国的纳米生物安全研究，带到了国际前沿。

问他，为什么能坚持？

他不讲大道理。只说了一个细节：“我三十多岁发现新元素的时候，就知道那个领域做到头了。我想做一件新的事情，挑战自己。”

他自认没有什么座右铭。如果非要找一句，他想了好久。“勤奋是最好的智慧。”

道理不复杂。难的是真去做。勤奋探索，不为名声，不为资源，甚至不为一个清晰的回报。只是想为国家，做一件“更有价值的事”。这大概，就是最朴素的科学家精神了。

中国科协之声访谈编辑 刘炎迅

来源：中国科协之声微信公众号